财政部：今后个税起征点还将适时作出调整

拨付国库资金是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的法定职责，在抗击疫情非常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国库系统进一步提高政府资金拨付效率，与疫情赛跑。

按照这一标准，独山县400亿债务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以税收做抵押的公共债务和以项目收入为抵押的非公共债务。中国之所以能破解资本内生的难题，不是依靠发达的证券市场，而是得益于中国独特的土地财政（准确地讲是土地金融）制度。

政府在选择投资时，首先应当区分项目投资是修路（公共服务）还是造车（私人商业活动）。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负债行为必须放到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解释。对中国地方政府而言，不是是否应该从公共领域跨入商业领域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跨入商业领域的问题。对独山县政府投资失败的一个流行批评，是独山县政府超出自身财政能力举债。五、地方政府非公共债务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认为，政府应当退出非竞争性领域。

按照这样的税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政府，如深圳、广州，就会有强大财力。一个服务应当是公共提供还是市场提供，关键要看政府通过税收这种方式为公共产品定价，是否比市场提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金融系统的风险因此会显著降低。

现代社会是分工社会，不同的社会主体要专注于各自的比较优势，才能最大化全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应的投入无法从更大范围的收益中获得补偿，其后果就是落后地区政府背负了大量无力偿还的债务。在市场的规则面前，没有谁可以例外。尽管就总体而言国家税收增加了，但贫困地区却可能因此负担沉重的债务。

到2018年，独山县的财政总收入才勉强过10亿元，显然不足以还本付息。三、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制度成因 先说公共债务。

同时，特斯拉还必须在未来5年在上海工厂投入人民币140.8亿元的资本支出。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地方政府债务的解决应当成为中国经济从外循环向内循环切换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接手地方政府债务并不罕见。只有路好，汽车的价值才能发挥。

按照中国现行的财税制度，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不要说贵州、西藏和新疆这样的落后地区，即使是在沿海发达地区，投资难以回收的地方政府项目也比比皆是。1993至2013年，以上四个国家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分别为0.05%、1.1%、0.14%和0.5%，这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主要是内生的。因为所有劳动力流失都意味着贫困地区在通过基础教育对富裕地区进行逆向补贴。

显然，这些具有网络效应的公共服务投入，主要应当由国家而非地方政府来负担。与公共债务不同，非公共债务合理的举债规模只与投资的收益多少有关，而与财政能力无关。

但就如同我们不能将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债务占比高的现象，简单解释为它们的中央政府存在预算软约束一样，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也不能简单用预算软约束来解释。举债不过是弥补政策导致的公共服务落差。

在我们批评独山县政府超财政能力举债时，也必须注意到约束贫困地区政府发展的内在困境。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重资产，使得企业和家庭得以轻资产。中央政府设置的事权和财权，是地方政府负债的重要原因。进入 赵燕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方债务 。包括独山县在内的很多贫困地区，之所以坚持投资看上去效益很差的开发区，就是因为这是它们把教育投资变现的唯一途径。中国经济的启动资本，起初也主要来自外资，FDI（境外直接投资）直接拉开了沿海和内地的发展差距。

按照这一标准，独山县400亿债务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以税收做抵押的公共债务和以项目收入为抵押的非公共债务。中国之所以能破解资本内生的难题，不是依靠发达的证券市场，而是得益于中国独特的土地财政（准确地讲是土地金融）制度。

政府在选择投资时，首先应当区分项目投资是修路（公共服务）还是造车（私人商业活动）。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负债行为必须放到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解释。

对中国地方政府而言，不是是否应该从公共领域跨入商业领域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跨入商业领域的问题。对独山县政府投资失败的一个流行批评，是独山县政府超出自身财政能力举债。

五、地方政府非公共债务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认为，政府应当退出非竞争性领域。按照这样的税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政府，如深圳、广州，就会有强大财力。一个服务应当是公共提供还是市场提供，关键要看政府通过税收这种方式为公共产品定价，是否比市场提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比如对人口净流出地区的基础教育进行补偿，以减少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逆向补贴。

这就使得外循环在中国经济中占有核心的位置。中国只有在外循环中获得顺差，才能通过强制结汇创造货币。

因此针对政府（性）债务，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政府是否应当负债，而是负债的主体究竟应该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举债的方式采用财政性（税收）融资还是市场性（非税收）融资？这两点决定了政府（性）债务的性质和风险。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现成制度和经验（不发达地区尤其如此），其组织架构和对其主要官员的考核机制也不是按照市场活动设置的。

一个经济体的信用来自何种资本，决定了债务的构成。地方债和中央债在现代货币制度下，本质完全不同。

凡是通过非税收定价、成本更低的商业活动，都应该依靠市场的力量完成。但如果海南能够像美国的迈阿密那样在财产环节收税，就可以将环境资源禀赋转变为资本和税源。不仅地方政府市场化水平有待提高，中央政府的市场角色也不能忽视。通过税收为其生产的公共产品（服务）收费是政府独有的经营模式，超出这个模式的商业项目，也必须符合市场的基本规则——投入减去产出的剩余不能小于零。

实践表明，直接融资的成本和风险远低于间接融资。但2004年以后，中国内生资本的能力大幅提升，国家资本结构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发达国家的特征。

按照这一原则，独山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之类的无法通过税收途径获益的项目，政府都不该介入。若没有土地，仅靠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连中国的中央政府和企业部门都无法获得足够资本。

如果该项公共服务不能为本地政府带来税收，但国家却认为其是必要的，那么这项服务就应当由国家提供。水司楼的经营者如果是更专业的经营团队，花同样的钱，效果会好得多。